但未发时却是本体自然，即见其感通之体，已发时却是心体流行，即见其寂然之用，这就是体用性情各有当而实未尝分。
近代以来，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间，正式提出境界说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王国维，第二个是冯友兰。改革开放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写法对研究中国哲学史影响很大，哲学史尽是写些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是按照这个公式来写的。
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冯先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我知道冯先生对待这个批判有三种态度。另外，就是他对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就是以此为动力来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为我们现代化事业做贡献。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在图书馆里，除了北大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我感觉到写一篇论文，首先要掌握研究状况，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达到了什么状况。
第一次跟冯先生见面时我说我要做研究，一边学习，一边写文章，发表文章。假如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己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没有认同，没有尊重，这个民族绝对没有前途。但若将全部精力投入考证，又会导致另一种空言，可概括为空说不做，章学诚则概括为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以当儒生之坐论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而当重新回到顾炎武的问题意识看，即理学之名命名的东西是什么?便不难发现，清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并不是概念思辨的反动，而是概念语言的反动，即首先是要为理学话语校正名实。一方面，如果着眼于新哲学来刻画清代思想，其实已经改变了以宋明理学为典范的哲学观。并且，这种有限的肯定也仅针对戴震等皖派学者的考证来说，吴派惠栋之流的汉学则被认为不具有哲学上的价值。【31】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本身也很笼统，因为其意思显然是考证运动不只起于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还有其他根源。
24王夫之:《船山遗书》第七册，中国书店，2016年，第99-100页。当然，宋明儒家并非不讲道，只是不像清代学者那样普遍。
也就是说，给定某一哲学观，并不只有单一范式的哲学史书写。这种以思想为指向的读经态度，又在高邮王氏的家学传承中被更简明地概括为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尤其对清代道论和人文实证主义的抉发，有助于改变对清代哲学的传统印象。所以，《中庸》开篇谈及的性命道只具有语词的区分。
但实际上，将理学视为中国哲学的典范而将清代思想视为其反动，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结论。至于清人，则主要关注的是理气心性之名与修己治人之实的分离。因此总得说来，这部清代哲学史是迄今为止在不改变既定哲学观的前提下，将清代思想纳入哲学史叙述的新尝试。李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清代 哲学史 理学 语言 。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第22页。侯外庐之后，余英时从内在理路谈论清代思想，则可谓思想史研究的现代推进。
【26】应该说，戴震致力从句法和语义上区分名、实，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要比王夫之的讨论更成熟。当然，不是说理不能有此指涉，问题是这个术语已经在理学话语中被异化。
然而在侯外庐，连这种片段史都讲不下去，因为他并不承认清代有一个戴震所代表的新哲学，并认为胡适将清初的哲学视为戴震哲学的准备阶段是颠倒历史的见解，即乾嘉时代的哲学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所以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设。因为繁碎或烦琐对文献研究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可对于哲学却是系统性或体系性的对立面。【38】可问题是，清人关注的本就是人伦日用之道，而非物理规律，所以指出其实证在性质上是人文的而非科学的，就明确了其问题意识的确切指向。不过，道的所指也可能偏离人伦日用，比如，除戴震说的宋明以来‘道遂转之以言夫‘理的异化，章学诚也详细阐述了道在清代经学中的异化（详见后述）。【14】当然，萧箑父与胡适对于什么是新哲学的看法很不相同，但他们都在各自的意义上认为所谓新哲学在清代是只有开端的未竟之业。而吴著谈及的其他哲学家的思考，主要是章学诚的思考，如后所见，其实也源于对理学话语的反思。
人文实证主义的概括，则呈现了这种推进作为以实学矫正空言的方法论意义。【28】那么，从校正名实的角度看，清人以道而非理为关键词，并不是用语习惯的问题，而是强调它所指谓的人伦日用，也即‘道之实，才是治学的根本领域。
所以，清代考证对理学的反动应当更确切地表述为对理学话语的反动。26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因此顾炎武所谓空言，实际就是对理学话语有名无实的指责。11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25页。
相当程度上，文史研究在清代的兴起就是针对后一种空言之弊，因此章学诚痛切地指责考证学者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文史通义·原道中》），这正是有感于单以经学批判理学——也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考证——会从一种空言走向另一种空言。因此有清一代，哲学最为不振的表现，就是谢无量所说的考证者流于繁碎。17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第1-2页。但是，如果能将为理学话语校正名实看成清人扬弃宋明理学的方式，就应将考证视为修正这种哲学语言的主要方式，如阎百诗、毛西河对虞廷十六字的争议，就是借考证质疑宋明理学的案例，也能看到余英时所谓考证学者的思想动机。
因为清代不乏为考证而考证的人，所以不能说考证者必有考证之外的思想动机。当然，考证不单是文献学的实践，也有某种思想诉求，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余英时，他对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讨论就是强调这点。
不过，这并不是要列举清人考证的具体成果，而应该是呈现其作为一种批判方式的精神，也即吴根友在其《清代卷》哲学史中已经明确阐述的求真求实求是的精神。【35】现在，基于对考证的思想动机的界定，就能进一步指出，虽然清代的考证者未必都是借考证来反动理学话语。
而这，也就决定了对理学话语的修正首先是分辨名实。9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年，第1页。
另一方面，则指出还有一个由颜李学派和戴震开创的具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倾向的新的哲学形态。再以此概念谱系为线索，来建立哲学史的叙述框架。而清人眼中，最大的语言问题就是顾炎武指出的语录科的空言之弊。2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上二》，第911页。
因此名实不可混淆，就在于不能把出于主观（我）的东西归于客观（彼），就像在另一表达式A谓之B中，B这个名称只是我在语词层面对A的主观区分，而非彼之实情。5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13页。
而揭示这种可能性的意义，以清代为例来说，就是当我们将观察思想发展的注意力从概念思辨转向概念语言，尤其是去关注具体的理学话语而非抽象的理学本身时，或许能写出一部更充实、更丰富的哲学史，至少不会以消极的眼光看待清代思想的哲学史意义。仁义礼则是对‘道之实的分殊命名，并能概括为理。
为什么宋明时代的思想能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典范呢?这与近代学人对哲学作为一种系统性、体系性思想的认知有关不仅《彖传》和《小象》中刚柔概念众多而罕见阴阳的踪迹，即使在比《彖传》和《小象》晚出并被认为是《易传》阴阳思想的主要来源的《系辞》中，刚柔概念出现的频次也远高于阴阳，其中刚字出现了11次，柔字出现了13次，刚柔连用出现9次，而阳字出现9次，阴字出现9次，阴阳连用仅出现3次，无论是单用或者连用的频率，刚柔都明显高于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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